炒股指杠杆收费誓言“誓死保卫党中央”

历经“文革”洗礼的国人，尤其是上海市民，提及当年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实则排名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恐怕无人不晓。张春桥、姚文元虽长居中央，而“徐老三”却实至名归，成为上海城中的当权者。

徐老三即徐景贤。

在“文革”前夕的那一年，我还是个少年，曾在上海少年宫有幸聆听徐景贤先生的文学讲座。彼时，他风度翩翩，言谈举止从容不迫；他著作等身，曾创作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年轻的一代》、散文集《生命似火》等佳作。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真正的文化人。

有句话说得好：一项优秀的制度足以将恶行之人转化为良善之辈，至少能更有效地遏制恶行；而一项不完善的制度，则可能将善行之人转变为邪恶之徒，甚至迫使良善之人被迫参与不义之事。“文革”验证了这一点。

一时间，神州大地风云变幻，民众起义、权力争夺此起彼伏，上演着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秉持着坚定的“党的组织观念”，文化人士徐景贤亦毅然从市府机关走出，投身于这场造反的浪潮之中。

▲那年的夏日，周总理在“文革”初期首度莅临上海，期间亲切接见了徐景贤等同志。

那是一个炎热的1967年夏日。我就读的控江中学，因其较早投身于革命大联合的浪潮，成为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标杆。

市领导代表徐景贤于学校礼堂发表讲话。尽管他依旧保持着清瘦、白皙的形象，但他的声音高亢，双臂挥舞，革命术语如连珠炮般脱口而出；最终，他高举双臂，激情洋溢地喊道：“革命青年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大家说是吗？”顿时，礼堂内回荡起雷鸣般的呼声。这一刻，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位文人已深陷造反派的精神烙印之中。

经过一年的等待，我于凛冽寒风中、悲鸣声此起彼伏的环境中，踏上了前往农村插队的列车。那时，工宣队的师傅激动地紧贴车窗宣布：市领导徐景贤同志和马天水同志将亲自前来为革命青年送行！我坐在车厢内，沉默不语，心中充满了对亲人的离愁别绪，又怎会有心情去理会徐景贤等人呢？

正当徐景贤等人于险峰之巅领略无尽风光，积极夺权掌权之际，我与知青们则在这片土地上，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壮志，与天斗、与地争，如同两条并行不悖的轨道，各自行进，互不相干。

▲在1965年9月，徐景贤（如图所示，左三，后排）有幸随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越南，并荣幸地受到了胡志明的亲切接见。

与十年前相比，他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脸上满是沉郁之色。

徐景贤自此消失。

世间之事，往往充满巧合。二十年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竟意外地与徐景贤同桌，而且座位相隔仅尺牍之遥。

此刻的徐景贤，身躯佝偻，早已不复往日的挺拔之姿。（直至后来我才得知，原本的身高1米8已缩水至1米6左右。）行走间步履蹒跚，这乃是严重关节炎的后果；眼窝深深凹陷，拉长了的面容显得异常消瘦且瘪削。

尽管年逾古稀，他却洋溢着满腔热情，面容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的声音依旧清晰响亮，思维更是敏捷如昔。

得知我从事房地产行业，他立刻提出了关于房屋建造与销售的多项疑问。我随身携带了一份自编的策划手册，便不假思索地递给了他。然而，我内心深处却在想：他此举或许只是应景之谈，无话找话，对于策划相关内容，他真正感兴趣的几率恐怕微乎其微。

▲在2006年，作者（位于左三位置）向徐景贤敬赠了一份房地产项目策划书。

不久后，徐景贤来电告知我他已经阅读完那份小册子。随后，他提出疑问：“能否帮我解答一个问题？究竟如何判断一所房子的性价比如何？”我回答道：“关键在于地段，即土地价值较高的房产，这一因素是衡量房产基本价值的核心和关键指标。”

“你的策划书颇具文学韵味，真是为我补上了建筑营销的一课。”

如此一来，那本小册子促成了我与他的第二次、第三次相遇。尽管他过往主要负责党务工作，然而身处繁华的工商业之都大上海，加之他聪慧好学，对城市规划、环境建设乃至建筑风格、市民需求等方面，他都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因此，我们之间产生了许多共鸣。

尽管我们同属一个语言圈，但他身上毕竟有着造反的过往，以及那长达18年的牢狱生涯留下的痕迹。因此，我选择保持距离。他家位于天平路，我虽屡次经过，却始终未曾踏入他的家门。徐景贤平素待客热情，曾邀请我上楼品茗，我却婉拒了。事实上，那时他已是一位公民，我如此戴着偏见的眼镜，是否显得过于无理？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那场持续的十年“文革”，于我而言，留下了一段深重的痛楚回忆。然而，直至今日，文革的真实情形尚未全面展现在公众面前，因此，那段历史在我心中仍旧悬而未决，难以画上圆满的句号。

可惜，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得以对“文革”进行陈述，却鲜少留下只言片语便相继离世。徐景贤坦言，细细数来，似乎无人能扛起这份书写的重任。

继而，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悔悟：他向剧作家与演员诚恳道歉，对普通市民与青年学生致以诚挚的歉意。他无所畏惧地探索那片禁区，立志将心中所知的“文革”全貌，以真实之姿，一五一十地忆述出来。这无疑是心灵深处的一次深刻净化。历经数载的案头筹备，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十年一梦》。

在这部《十年一梦》中，他深刻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并让自我意识回归，重拾独立思考，使“脑袋”再次稳固地长在自己的“肩膀”之上。

我细读了《十年一梦》两遍。鉴于它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作者敢于自我反思的勇气，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我关注并接近了徐景贤。

徐景贤签名赠书予作者

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将一个民族不断推向野蛮的深渊：那是一场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在这期间，上海的“徐老三”也曾挥毫泼墨，写下激进的造反宣言，更曾组织武装民兵，誓言“誓死保卫党中央”。正如俗语所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皆然。上帝召唤人们趋向崇高，而魔鬼却诱使他们陷入污秽。

诚然，徐景贤在“文革”期间涉嫌参与诸多所谓“污秽”之举，然而，他也曾有过令人称道的“崇高”行为。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他独善其身，并未让亲朋好友一同飞黄腾达。即便是他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恩施的农村插队多年，他也未曾安排其调回上海；对于亲戚中那些渴望参军的人，他亦未曾提供任何便利；而他的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里辛勤倒马桶数十年，家中缺乏煤气与卫生设施，他亦未曾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程乃珊

在一次不经意的闲谈中，作家程乃珊向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40年前的小插曲：她的同事在清晨骑行上班途中，不慎车身擦碰到了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后轮。同事急忙刹车，幸而并未摔倒。随后，从小轿车中走出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弯腰关切地查看骑车人的双腿是否受伤，并连连表示歉意……这一幕小小的善举，却让在场的众人不禁对徐景贤心生敬意。

我亲历了这一幕。那是一次聚餐，饭店门口的垃圾桶旁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贤弯腰费力地捡起每一只，然后将其投入垃圾桶。这一细微的动作，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高尚的品质。

因涉及“文革”期间所犯罪行，徐景贤于1976年10月被捕。然而，由于他坦白交代、态度积极，尤其是他严格遵守“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原先预计接管上海的斗争将异常复杂，任务亦将极为繁重。为此，中央特地组建了一支由17名省部级领导和58名司局级干部组成的强大团队。然而，接管过程实际上却异常顺利、稳定。这其中，徐景贤等人的服从与配合作用不容忽视。

▲1972年五月，徐景贤出访朝鲜，与金日成进行了友好会谈。

法庭即将对他实施不予起诉的宽宥处理；然而，马天水被定为首犯，在上海被判以18年监禁。不料，马天水突然罹患精神病，导致无法进行判决。然而，上海乃是“四人帮”势力盘踞之地，若要严惩一名首要罪犯，判决必然严厉。彼时，上海市委中尚有一位女书记名为王秀珍，她原本出身于工人阶级，受教育程度不高，让她成为首犯，实难令人信服。因此，原本未被起诉的徐景贤意外地戴上了首犯的罪名，被判刑18年。

徐景贤被囚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之中。他时常感慨：若非家中那份暖意，他恐怕难以度过那段漫长而艰辛的狱中岁月；而他的亲人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18年刑期结束后能够与亲人团聚。

▲徐景贤、葛蕴芳夫妇晚年

太太葛蕴芳深知他钟爱于书卷，便按照他的意愿预先列出书目，她便四处奔波，借来这些书籍。即便她身形娇弱，却依然肩负着沉甸甸的书袋，从徐家汇辗转乘坐三辆公交车抵达杨树浦。每月一次的探望从未中断。正是这些滋养心灵的书籍，以及亲情的温暖，为他心灵筑起了坚实的屏障。

的确，他时常感到对妻子和一对女儿心怀愧疚。妻子葛蕴芳曾是夏衍的首任秘书，亦是一位资深的干部；然而，如今却因丈夫的牵连，失去了党籍，退休待遇也相应降低，从原本的处级标准降至一般离休干部的水平。

正值中学毕业之际，女儿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转折点——父亲的入狱剥夺了她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大女儿不幸患上疾病，从农场因病退休后待业两年，最终被分配到食品生产车间担任学徒。经过三年的辛勤努力，她成功转为正式工人，专长于糕饼、月饼等各式点心的制作。

▲徐景贤晚年与女

在八十年代中叶，两个女儿相继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两个外孙也先后降临人世。提及此事，他感慨万分，曾在狱中得知女儿们均已成家，又亲眼看到小外孙的照片，他形容自己的心情，仿佛在酷暑六月饮下一碗冰镇汽水，那份畅快淋漓难以言表。

1990年代，与他同囚的“四人帮”首犯，或已故去，或已获释，唯有徐景贤，因重症关节炎，仍旧在狱中服刑。葛蕴芳斗胆向历任市委领导致信，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随后，我径直致信邓颖超同志。鉴于对途中信件可能被截获的担忧，我在信封上特意标注“赵炜同志亲启”，而在信件内页则清楚地说明了请求她代为转交邓大姐的意愿。

葛蕴芳回忆起，1972年，邓颖超大姐莅临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先后探访了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徐景贤的住所（唯独未至张春桥家中，因当时传闻张的妻子文静在历史上存在某些问题）。

▲在1973年9月16日这一日，徐景贤有幸陪伴邓颖超女士一同前往上海虹口公园，虔诚地拜访了鲁迅先生的墓园。

邓大姐紧握着葛蕴芳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小葛啊，景贤同志一直紧随主席脚步投身革命事业，你们务必要给予他全力支持，与他并肩作战，一同跟随主席他老人家，将革命进行到底！”

邓颖超秘书虽与葛蕴芳仅有过一面之缘，却并不势利，心怀同情。在邓大姐病情短暂缓解的间隙，她将徐景贤的情况告知于她。邓大姐随即提笔写下“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的字样。

正是这寥寥数语，使得徐景贤得以保外就医，此事发生于1992年6月。随后，他在1995年5月刑期届满获释，并于1999年恢复了其公民的政治权利。

服刑期满后，他面临的新难题是：今后的社会关系如何安置？养老金将由谁负责发放？与案件有关的王秀珍曾是一名工厂职工，出狱后便回归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继续在那里领取养老金；然而，徐景贤曾是市委的领导，刑满释放后，是否还能保留干部编制继续享受相关待遇呢？

最终，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不得不每月向他发放生活费：起初，金额仅有数百元，随后增至一千元，然而这依旧不足以满足其开销。他热衷于阅读书籍与报纸，这两项爱好便已耗尽了他大部分的生活费用。

徐景贤及其伴侣因需贴补家计，不得不与女儿们同住，将自家的房屋出租。某日，徐景贤私下向我透露，大女儿身体欠佳；女婿失业后尚未找到新工作，能否帮忙介绍一下？了解到他们的困境，尽管我不确定能否成功，但仍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2006年，摄影师（左一）与徐景贤（左二）等人的合影留念。

随后，他的女婿在我朋友的企事业中就职，凭借卓越的工作表现，持续在公司高层担任项目经理和部门经理等职位。徐景贤夫妇对我心怀感激。我半开玩笑地提及：“徐老师曾担任过市委书记，那可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职位。以前我若想提供帮助，都不知道该从哪入手呢。如今咱们成了朋友，面对面交流，事情处理起来反而更加顺畅。”

无论贫富贵贱，上帝均以“生”字为笔，展陈其所有杰作，最终又以“死”字收束，无不简洁而决绝。

2007年10月31日的上午，徐景贤独自踏出家门，与老友欢聚一堂；午后的时光，他更是与朋友们畅饮共庆。午后两点，他归家小憩，片刻之后，便悠然地坐在沙发上翻阅书籍。正在厨房忙碌的太太葛蕴芳，忽闻门外传来一声异样的呼唤，连忙奔出门外，只见丈夫徐景贤已经软倒在沙发上，人事不知。尽管妻子声嘶力竭地呼喊，他依旧沉睡不醒。手中紧紧握着他钟爱的那本书。就这样，他未能等到一个月后75岁生日的到来。

他已远行，遵照他的生前遗愿，亲人们将他的遗体无私地捐献给了医学研究，以奉献于这项崇高的事业。

随心所欲，虽是人生最极致的从容，亦是人生最洒脱的落幕。然而，他心中仍存有不少未了的遗憾。